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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校区-第七组)情绪、调节和道德发展

2020-12-08 29 收藏 返回列表

  汇报人:《心理发展与教育》课程第七小组

                                    谭晓媛、韦凤赛、薛银杏、陈姚

 

近十年来,关于情绪和调节在道德中的作用的研究和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关于道德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已有大量的相关研究。

    本文作者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南希艾森伯格( Nancy Eisenberg)文中是对尴尬、内疚和羞耻之间的差异及其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研究,同时也对这些情绪与负面情绪和调节之间的联系进行了阐述

道德情绪

   (谭晓媛)

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情绪是否道德,情绪是否有助于更高层次的道德判断和行为。情感,就其本质而言,表达了一种个人的,两极化的,有偏见的观点。因此,情绪被认为是对一个人的评价和认知的偏见,是对理性和道德思想的破坏。最近,哲学家们认为,有偏见的情绪反应是合理的,情绪有助于人们区分特定情境中的道德特征,激励道德行为,削弱不道德行为。此外,情绪还可以发挥沟通作用,向他人和自己揭示我们的道德价值和关注

哲学家们关于情感在道德中作用的变化的观点与当今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感观点是一致的。如所讨论的,如内疚和同情等高级情绪被认为是道德行为的激发因素,并在道德行为的发展和道德品质中发挥作用(例如Hoff- man 1998, Walker Pitts 1998)。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基本情绪(即那些可能普遍存在且涉及较少认知复杂性的情绪),如愤怒和恐惧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兴趣

在这一章,主要说明最近的问题和发现有关情绪的作用和情绪相关的规则在道德功能的回顾。被他人认为具有道德相关性的行为,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是关注的主要焦点;真正道德的行为和那些被非道德因素所影响的行为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区分道德和非道德的情绪反应(例如,同情和个人痛苦)的背景下讨论的。首先,与几种道德情绪(内疚、羞耻和与移情相关的反应)相关的问题和发现被回顾。然后简要论述了情境情绪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其次,考察了情绪性和调节的个体差异与道德相关行为的关系。最后,从情绪性与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对道德相关行为的预测进行了研究。

“道德”的情绪

一些情绪,包括内疚、羞耻和同理心,被认为在道德上起着基本的作用。虽然骄傲是一种源于道德行为的自我评价情绪,但对骄傲的研究往往涉及成就。因此,我们不再进一步讨论骄傲。道德情绪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一定的道德事件、现象所引起的心情、心态或心境。有广狭两义,广义即道德情感,狭义指在特定时刻或具体形势下对某一道德情感所反映出来的体验或冲动。

Eisenberg提出了道德情绪的概念,把道德情绪定义为“自我意识的情绪”,个体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是这些情绪的主要成分,包括移情、内疚、羞耻、共情、尴尬等高层次的情绪,这些情绪具有驱动道德行为的功能,影响着个体的道德行为发展和道德品格。

本章中主要讨论的道德情绪,包括内疚、羞耻和同理心,这些情绪被认为在道德上起着基本的作用。虽然骄傲是一种源于道德行为的自我评价情绪,但对骄傲的研究通常涉及成就。因此,本文没有进一步讨论骄傲这一道德情绪。

自觉的道德情感

负罪感和羞耻感在道德理论中经常被提及,罪恶感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情感。这两种情绪以及尴尬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情绪”。这些情绪被称为“自我意识”,因为个人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是这些情绪的基础。

综上,负罪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们产生内疚的情绪;

同理,羞耻感也会让人感到羞愧。

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定义有很多种。在经典理论中,它被视为一个人对自己不可接受的冲动的超我反应,这种冲动通常基于童年时期因父母的遗弃和惩罚等问题而引起的冲突而产生的焦虑。这种类型的负罪感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心理压力和适应问题的原因,而今天它在道德行为中已经不被认为起着很大的作用。相反,在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负罪感通常指的是对错误行为的后悔。例如,它被定义为“一种基于激动的情绪或遗憾的痛苦感觉,当行为人实际引起、预期引起或与令人厌恶的事件相关联时产生”。有罪的行为人会对违反内化标准的行为承担责任,或导致他人痛苦,并希望弥补或惩罚自己。正是这种负罪感与道德情感的讨论最为相关。

1、由此我总结了内疚和羞愧产生

1)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做了某种违背道德的、不正当的伤害他人的事情,并应该为之负责时,就会产生内疚这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反应

2)而羞愧就是个体的不良行为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之后,而产生一种不光彩、无地自容的羞耻情绪

3)报告表明,内疚和羞耻与成年期的恐惧、敌意、焦虑和悲伤与童年有关,通常都是在童年时期产生萌芽

羞耻经常被用作内疚的同义词,在过去很少受到理论的关注。最近,它被定义为“……消极情绪由与自我有关的厌恶事件引起的基于沮丧的、被动的或无助的情绪羞愧的人更注重贬低或谴责整个自我,认为自我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对自己的行为可见性感到难为情,害怕被嘲笑,因此避免或隐藏在他人面前”。

许多研究者和理论家现在同意,内疚和羞愧(至少如上定义)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自我的关注程度。当一个人经历羞耻时,整个自我都会感到暴露、自卑和堕落。成年人报告说,羞耻的经历比内疚的经历更加痛苦和强烈,并且与对他人观点的专注有关。相反,内疚通常没有那么痛苦而且比羞愧更具有破坏性,因为当一个人经历内疚时,主要关注的是某种特定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自我不同。内疚包括紧张感、悔恨感和遗憾感,但并不影响一个人的核心身份。羞耻与撤销自我某些方面的愿望有关,而据报道,内疚涉及撤销行为某些方面的愿望等。同样地,羞耻,而不是内疚,与一个人关于自我的信念和关于自我应该是什么或理想自我应该是什么的信念之间的差异有关

2、由此我总结了内疚和羞愧区别:

1)成年人报告表明,羞耻的经历比内疚的经历更加痛苦和强烈。相反,内疚通常没有那么痛苦而且比羞愧更具有破坏性。

2)内疚包括紧张感、悔恨感和遗憾感,故内疚也包含有羞耻的情绪。但羞耻往往不包含内疚感。

根据成年人的报告,羞耻和内疚都涉及一种责任感和一种违反道德标准的感觉。此外,这两种情绪都可能是对相同情况的反应,而且都可能源于对自己行为对他人影响的担忧。尽管如此,内疚似乎是两者中更道德的情感。羞耻,而不是内疚,很可能产生于非道德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失败的表现情况或社会不尊重的行为),似乎只有羞耻涉及对他人评价的关心。感到羞耻的人相对不太可能试图纠正他们的过错。可能因为内疚更多地关注犯罪而不是自我,内疚似乎更能激发赔偿、忏悔和道歉,而不是逃避。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这些研究中,负罪感被定义为一种补偿性反应,所以这些关联并不令人惊讶。

我通俗易懂的使用两个例子进行理解

比如一个小偷偷东西在众目睽睽下被发现他的心理反应只会产羞愧感而不会内疚因为一个会产生内疚感的人是不会去做偷东西这样的丧失道德的事并且感到羞耻的人相对不太可能试图纠正他们的过错

又如我们和同伴在学校的茶水间接水时我一不小心把100度的沸水打翻了溅到同伴的手上这时候我往往会产生内疚的情绪激发我想要赔偿、忏悔和道歉的欲望,而不是逃避

那么这就是我认为愧疚感和内疚的区别

综上道德情绪具有驱动道德行为的功能,影响着个体的道德行为发展和道德品格而往往这些情绪在人的童年时期就已经产生需要成年人在小孩的童年时对其多加引导才能使孩子从小产生积极正向的道德情绪

二、与同理心相关的回应

(韦凤赛)

(一)同理心的相关概念及其研究

艾森伯格和他的同事将同理心定义为一种情感反应,它产生于对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或条件的理解与另一个人的感受或预期的感受相似。如果一个孩子看到一个悲伤的人并且感到悲伤,那么这个孩子正在经历同理心。

在艾森伯格看来,纯粹的同理心不是以他人为导向的。然而,随着进一步的认知处理,同理心反应通常会转变为同情、个人痛苦,或者两者的结合(也许是交替的)。同情是一种源于忧虑或恐惧的情绪反应,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或处境,这与他人的感受(或期望的感受)不同,而是由悲伤或对他人的关心组成。因此,如果一个女孩看到一个悲伤的同伴,并且感觉到同伴的关心,她就体验到了同情。交感反应通常是基于移情悲伤,尽管同情也可能是基于认知内省式的采取或编码的认知信息相关的另一个情况获得的记忆。个人烦恼是对他人情绪(例如不适或焦虑)的忧虑而产生的自我关注、厌恶和情感反应,例如当一个人看到一个悲伤的人时感到焦虑的痛苦。

大约二十年前,巴特森(1998)提出,同情(他称之为同理心)与他人导向的动机相关,而个人痛苦与减轻自己厌恶情感状态的动机相关。因此,同情被认为是培养利他主义的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道德情感。相比之下,个人痛苦假设只有当这是减轻自己厌恶情绪状态的最简单方法时才会导致亲社会行为(例如,在一个人无法逃避与造成他痛苦的人打交道的情况下)。因此,同情被视为一种道德情感,而个人痛苦被认为是导致利己主义动机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人们为什么有时会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来帮助别人以及是否存在真正无私的利他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问题激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成人(Batson 1998)和儿童(Eisenberg & Fabes 1991, 1998)中,同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个人痛苦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或者有时缺乏相关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另一个近年来出现的问题是情绪性和调节在共情相关反应中的作用。

(二)移情相关反应与亲社会/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总的来说,同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Batson 1998, Batson et al . 1997b, Trobst et al . 1994)。在儿童中,在特定情况下的同理心和同情的标记,例如他们看到他人有需要或痛苦时的面部、行为和生理反应,也与情境或性格的亲社会行为有关。此外,个人痛苦的情境标记通常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呈负相关或不相关(如Holmgren et al 1998, Fabes et al 1993, Miller et al 1996)。所以,情境性的同情关心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

    在对成年人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证明,同情心不仅可以在特定环境下激发道德行(Batson et al, 1997b),而且还可能导致个体对他人福利的关注发生持久变化(Batson et al, 1995)。

在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共情的中心焦点是一个争论了20年的问题——是否共情(或同情)引起的亲社会行为真的是由利他主义(纯粹的他人取向)而不是利己主义所激发的。

其他研究人员关注的是经历同情和/或个人痛苦(而不是情境诱导的移情相关反应)的性格倾向与提供支持、志愿服务或帮助等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三)移情相关反应与亲社会/反社会行为的关系强度的性格和情境调节因素

1.调节与同情/同理心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儿童时期,而个人痛苦与成年期调节之间则存在着一致的负相关关系(也见Davies et al 1998)。

2.与移情相关的监管反应测量的关系随个体的具体测量值和性别而变化。

3.成年人关于倾向性同情和个人痛苦以及同理心的报告与负面情绪的强度和频率呈正相关。(Davies 等人1998年,Davis 等人1994年,Eisenberg 等人1994a 年,Eisenberg & Okun 1996年,Okun 等人1999年)

4.对儿童移情/同情的情境测量结果表明,移情相关反应与积极和消极情绪之间存在关联。因此,情境共情的痛苦和悲伤与童年时期的负性情绪和情绪强度呈正相关(参见Roberts & Strayer 1996),而同情心的情境测量与低负性情绪相关,至少在成年人中是如此。

简而言之,有证据表明,同情心与人格倾向性情绪反应和某些负面情绪(悲伤)的强度呈正相关,尤其是在成年人中。

移情相关反应的研究一直是亲社会行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虽然很明显,同情心与亲社会行为有关,而个人的痛苦反应往往与亲社会行为负面或无关。

另一个关注的焦点是移情相关的情绪反应和调节的关系,特别是气质或人格这些方面的性格差异。研究表明,消极情绪与移情相关反应有关,但这种关系随移情相关反应的类型、消极情绪的维度(强度或频率)和类型而变化。

三、同理心发展及其社会化

(薛银杏)

霍夫曼(1998)描述了一个同理心发展序列,其中亲社会行为和爬行行为(通常被视为内疚的证据,都出现在早期的移情能力——同理心

1.在生命的第二年,随着孩子逐渐发展出区分自己和他人内心状态的能力,他们能够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同理心.

2.34个月大的孩子对道德和社会传统变化之间的差异有一定的理解.

3.在霍夫曼看来,幼儿最初以自我为中心的痛苦来回应他人的痛苦,但在早期,他们越来越能够以他人为中心的同情关注来回应。对一个受害者的同理心,与一个人造成了另一个人的痛苦的意识相结合,被认为会导致内疚,这激发了试图修复的行为。

4.此外,家长们报告说,14个月到24个月的孩子内疚感会增加,14-18个月到30-40个月的孩子会增加同理心

总结

因此,在三岁之前就有先兆或基本的内疚感,而且内疚感在早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同理心在童年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同理心(Empathy, EMP) 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又叫做换位思考,就是站在对方立场设身处地思考的一种方式, 即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心理学家发现, 无论在人际交往中发现什么问题,只要你坚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尽量了解并重视他人的想法,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在发生冲突和误解时,当事人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对方的处境中想一想, 也许就可以了解到对方的立场和初衷,进而求同存异、消除误会。

经过专家实验研究表明:

儿童同理心的发展与下列因素有关:

(a)父母富有同情心,儿童同理心就会越高;

(b)父母允许他们的孩子表达不伤害他人的情绪;

(c)家庭中敌对情绪的低水平;

(d)父母帮助孩子处理负面情绪的做法;

(e)父母帮助孩子关注和理解他人情绪的做法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父母支持和帮助儿童理解和处理他们的情绪的做法是否也会在儿童早期培养基于同理心的内疚感

在我们还没 有将同理心上升到理论的学习时,其实我们就已经用同理心在处理问题了,只是我们还不自觉。我们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古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强调的都是同理心。但现在我们通过学习,对同理心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今后的人际交往中要更注意同理心这个重要的处理问题方式。

四、非道德情绪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陈姚:该部分听取老师的建议后有所更改,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概念介绍

道德情感是一种情感体验。指个体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和道德认识的主观态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根据道德准则要求进行道德活动时所产生的爱慕、憎恶、信任、同情等比较持久而稳定的内心体验。

那么非道德情绪更多的是指向个体基于自身活动的情绪体验。

(二)情境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在积极情绪下的行为选择:

1.倾向于根据他们对自我的情感(享乐)结果来选择活动

    Wegener & Petty(1994)发现,与处于悲伤或中性状态的人相比,处于积极情绪的人倾向于根据他们对自我的情感(享乐)结果来选择活动

积极情绪始终与增强的亲社会行为有关,并且有多种机制可以解释这种联系(Carlson et al 1988)

2.对新事物保持开放的心态,个体的思维更灵活,也更具创造性

影响:1.有助于维持当前的情绪状态(见Carlson et al.1988)

      2.道德行为较为积极,具备社会意识

在消极情绪下的行为选择:

1.根据短期结果做出决定,而不考虑可能的长期后果,预示道德功能受损

当成年人经历由威胁刺激(令人厌恶的幻灯片,如伤残、饥饿、飞机失事或被殴打的妇女)或事件(即将到来的考试压力)引发的消极情绪状态时,(Gray et al.1999) 他们的行为选择不具有长远的发展性。

2.促进深层思考,提高神经系统的灵敏度,提高对潜在问题的警觉性

  如恐惧,这是一种高能量的情绪,使意识性增强,能促使个体迅速思考,做出反应,并在必要条件下选择逃避。还有失望,当所期望的目标已确定但还没有实现时,行为者能够重新进行评估,调整所采取的方法。

消极情绪的影响

1.长期负面情绪状态会破坏认知加工的质量,并因此削弱了调节能力

2.艾森伯格和他的同事(1999a)认为,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如果个人被很好地调节,可能对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少。

情境诱导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暂时的情绪对一系列与道德相关的功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愤怒和其他负面情绪(如厌恶和悲伤)往往与对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感知有实质上的联系(Mikula et al 1998, Scher 1997)

(三)个体差异对道德发展的影响

一般来说,孩子激烈和频繁的负面情绪(通常实施的混合不同的负面情绪,如烦躁不安、愤怒和焦虑)倾向于表现出相对高水平的侵略和外化问题(如恃强凌弱、偷窃、和撒谎等)(Eisenberg et al.1996),长此以往,不利于儿童发展及亲近社会,培养良好的道德意识。

1.有强烈负面情绪倾向的儿童倾向于以非建设性的方式处理他们的愤怒,有强烈外化和内化情绪倾向的儿童(综合)的亲社会行为可能较低(Eisenberg et al . 1996b);

比如儿童处于负面情绪时,会以暴力、哭泣、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2.在成年期,工作场所的挫败感与反社会行为有关(Spector 1997)。

此外,在涉及挑衅或伤害的情况下,自我报告的个体愤怒感受差异与成年人指责他人有关(Quigley & Tedeschi 1996),并被发现调解了对挑衅者的意向性归因和非建设性攻击反应(Graham et al 1997, 1992)。

3.缓冲

某些类型的情绪和生理反应可能会缓冲孩子的外化问题。在新环境中皮质醇反应水平的升高,如果有关联的话,与儿童的外化问题负相关(Stansbury & Gunnar 1994)。这些情况下的皮质醇反应可能反映了对压力的情绪反应。此外,生理反应基线较高的儿童和青少年在犯罪和外化问题的其他措施方面往往相对较低(Mezzacappa et al 1997, Pine et al 1998, Raine 1993)。

4.倾向于内化情绪(如恐惧)的儿童更倾向于低水平的攻击性(如Ladd & Profilet 1996, Rothbart et al 1994) 并容易通过道德标准社会化(如Kochanska 1997)

个体差异在行为调节中的相关研究

1.对一项任务的持续性或满足的延迟(Eisenberg et al . 1996a;Huey & Weisz 1997;克鲁格等人1996;Lynam 1997;Oosterlaan & Sergeant 1996, 1998)

2.在婴儿期,童年早期,抑制和控制人的行为的能力已经多次与一系列相关措施的良心和承诺(内化)进行整合(如以下命令:专注、做出补偿、欺骗和抵抗诱惑),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加强(工整等1996、1997、1998;Stifter等,1999)。

3. 行为调节(包括低冲动)也与低水平的药物滥用有关(Block et al 1988, cold & Chassin 1997)。在成年后,包括冲动和低行为控制的抑制,与反社会行为、反社会人格问题和药物滥用有关(Clark & Watson 1999)。结论:因此,冲动和自愿行为抑制等性情或人格特征似乎与良心和反社会行为的发展密切相关。

(四)个体差异对道德发展的启示:

1.预测

根据母亲们的评价(Goldsmith 1996)或实验室的观察(Rothbart et al 1994),婴儿的愤怒倾向可以预测学龄前或早期学校的攻击性。典型愤怒反应强度的个体差异与幼儿对愤怒的建设性反应的程度有关(Eisenberg et al, 1994b)。

高中生的自我报告的愤怒可以预测9个月后的违法行为(Cornell等,1999年; Carlo et al .1998),甚至可以控制更早的违法行为;预测被监禁的少年犯的性格愤怒是否会产生攻击性行为。

相关研究

情绪性和调节的个体差异往往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的独特的加性方差,尽管情绪性和调节明显相关(Derryberry & Rothbart 1988, Eisenberg et al 1993)。例如,Eisenberg et al . (1996a)发现,低调节和高负面情绪都对外化问题行为提供了显著而独特的预测(也参见Eisenberg et al . 1995b, 1997a)。

在新西兰达尼丁的纵向样本中,三岁时的情绪不稳定和消极情绪,再加上缺乏调节能力(例如注意力持续时间短和烦躁不安),预示着攻击性行为。

Pulkkinen(1996)、Pulkkinen和Hamalainen(1995)通过一种似乎挖掘情感和低调节的方法评估了儿童时期的低自制力。自制力低的分数倾向于预测青春期(尤其是男孩)的主动攻击(没有挑衅的攻击)和成年后的犯罪行为。

Rothbart和同事(1994)获得的证据较少,但他们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气质的另一个方面(摄取性),他们用来评估情绪性和调节对攻击和挑衅行为的独特影响(也参见Lengua et al 1998)

除了主要效应外,Rothbart & Bates(1998)和Eisenberg & Fabes(1992)在评估调适预测时都强调了检验缓和关系的重要性,如情绪性和调节性。

 

2.调节

相关研究:注意调节与高社会能力和亲社会行为有关(Eisenberg et al . 1993,1999a, 1997b;和低问题行为(Eisenberg et al 1996a, Ladd & Profilet 1996),以及行为调节和注意调节的复合材料(Eisenberg et al 1995b, Rothbart et al 1994;参见Fabes等,1997)。执行认知功能的测量发现,注意力调节中的问题与品行障碍(Moffitt 1993)和精神病(O 'Brien & Frick 1996, Patterson & Newman 1993)有关。儿童时期的注意力问题也与青少年时期较低水平的道德判断有关(Hart et al, 1998)。

几组研究人员在冰岛(Hart et al 1997)、美国(Robins et al 1996)和新西兰(Newman et al 1997)的儿童中确定了反映控制力不足、过度控制力和最佳功能类型的人格类型。

Eisenberg和他的同事(1999a)认为,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如果个人被很好地调节,可能对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少。

Eisenberg等人(1996a)发现,无论他们的调节水平(注意和行为调节的结合)如何,负面情绪(频率和强度)低的儿童在外化问题行为方面也较低。然而,对于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的儿童来说,较高的管理水平往往预示着较少的外在化问题。

后续研究:在对Eisenberg等人(1996b)纵向样本的后续研究中,2年后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发现了类似的调节关系。在两个年龄阶段,负性情绪调节了注意调节与儿童外化问题的关系。

结论:注意调节与低外化问题的关系在低外化问题儿童中更强。行为调节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但在最佳结构方程模型中,调节作用是微弱的和不显著的。

Chassin (1998a)发现愤怒与高冲动水平的犯罪行为有关,而不是低冲动水平的犯罪行为(尽管这种关系在低冲动水平上也有少量的显著性)。然而,这种交互作用在预测9个月后青少年犯罪时并不显著。

由于道德情绪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儿童的自我概念的基础之上,同时需要儿童能够识别并理解社会规范,并以此对自我或他人进行评估。因此要培养儿童形成良好道德情绪,既要引导儿童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概念,也要帮助儿童掌握正确的社会规范,还要指导儿童形成积极、建设性的归因方式。儿童气质与父母教养方式等内外因交互影响儿童道德情绪的发展,我们提议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此给予更充分的重视注意过程的能力调节在道德相关行为的发展和制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结:由此看来,道德相关的行为不仅可以通过孤立的调节或情绪(尤其是消极情绪)来预测,还可以通过两者的结合来预测。这些发现表明,在对道德发展和行为进行理论化和预测时,还应该考虑到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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