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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校区-第五组)儿童保育质量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2020-12-03 35 收藏 返回列表


组员:陈小杭、覃树、方蔡溢、吕如雪

                                                  摘要

1.研究对象:本研究探讨儿童保育环境质量变化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样本包括166名就读于代表性托儿中心的儿童,这些托儿中心的儿童质量差异很大。

2.影响因素、儿童保育经验、在多元层次回归控制下的家庭背景:可能与年龄,儿童保育经验,和在层次多元回归控制下的家庭背景有关。

3.研究来源:观察性测量和工作人员问卷调查——儿童保育质量的全球评估和具体的项目特征,如领导者经验,比例,和口头互动,都是通过观察性测量和工作人员问卷调查获得的。

4.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严谨性:评级、高度预测——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来自儿童的父母和照顾者评级。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儿童保育中,整体质量,照顾者与儿童的语言交流,以及领导者的经验,每一个都能高度预测儿童的社会发展。

5.研究结果:未来展望——家庭背景措施也显著预测了一些社会结果,而儿童照料经验表明几乎没有显著影响。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和未来的研究儿童保育进行了讨论。

 

综述

一、研究的创新点:首先是因为对于父母的照顾来说,儿童保育表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外,现在又因为某种形式的儿童保育是超过一半的美国儿童的标准。其次,与这些人口统计学的趋势相比较,研究文献已经从家庭抚养的儿童和那些在儿童保育中注册的儿童相比较的问题转移到更复杂的关于儿童保育中的儿童如何受到项目质量差异的影响的问题。一个相关问题涉及确定影响儿童发展的具体质量指标。第三个相对较新的实证研究重点是儿童保育和家庭变量的联合影响

二、研究的目的:这里报告的研究旨在解决这些关于儿童保育的当代问题,并将其纳入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a)研究进入质量差异很大的儿童保育中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b)确定具体的质量指标,以及(c)确定儿童的日托经历或家庭背景是否影响儿童成绩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还探讨了关于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的一般理论问题。

三、研究的原因(有矛盾、争议):在关于儿童保育的发展影响的文献中,社会结果问题产生了最矛盾的结论,因此也是最大的争议。一方面,参与儿童保育的孩子似乎比他们在家长大的同龄人更有社会技能,这体现在他们更先进的观点采纳技能、合作行为、任务导向和社会互动中的信心。另一方面,据报道,表现出侵略性、负面情感和对成人要求的抵制在儿童保育中比在家养大的孩子中更为普遍。

四、研究的现有成果:一些儿童保育文献的评论家已经调和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模式,他们把积极和消极的行为归因于参加儿童保育的儿童在社会上更成熟,早期获得成人社会价值观 ,或者归因于项目结构的差异。

五、育儿质量的独特价值(有系统的实证研究):可以解释托儿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结果的其他因素包括所研究的托儿方案的质量差异、儿童托儿的时间和历史,以及影响托儿选择和影响的家庭变量。在这些因素中,只有育儿质量的贡献得到了系统的实证研究。

 

正文

一、更高质量的护理促进了社会发展(意义):当对质量不同的项目进行直接比较时,结果表明,更高质量的护理促进了社会发展。努力提取影响社会发展的具体质量差异,揭示了照顾者与儿童语言互动的主要贡献,照顾者稳定性 ,同龄人小组和低儿童-工作人员比例(鲁宾斯坦,1985; 鲁普等人,1979年) ,和专业护理人员的培训和经验(豪斯和奥莱尼克,1986年; 鲁普标准,1979年)。

二、影响因素

    1.决定因素:入学年龄或入学时间长短——儿童在儿童保育方面的社会发展也可能受到入学年龄或入学时间长短的影响。

    2.家庭影响:由于种种迹象表明,低质量和高质量家庭在家庭压力测量方面存在差异。至少,在儿童保育质量的研究中,控制项目选择影响是必不可少的。正如 Scarr 和 McCartney (1983)所指出的,基因型-环境混淆了大多数社会化研究的特点,包括对父母选择的育儿环境的研究。在缺乏对儿童家庭背景的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辨别社会后果是来自基因构成还是来自儿童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环境。

三、他人研究的局限性:许多关于儿童保育的研究只能提供有限的答案,无论是关于质量指标还是环境影响的问题。关于儿童保育的研究通常是在高于平均水平的儿童保育方案中进行的,这些方案的主要质量指标的变化受到限制。此外,很少有研究控制了可能的混淆,与不同的家庭背景的儿童在儿童保育方案的质量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方案中,对儿童保育有限但可归因于儿童家庭背景差异的影响是无法区分的。

四、该研究弥补他人研究的缺陷:这项研究试图弥补以前关于社会发展的儿童保育研究的方法缺陷。这是对儿童保育质量的发展后果进行的更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旨在说明包含个人和家庭层面影响的儿童保育研究中新出现的范式。这里报道的调查结果扩展和和澄清了我们以前的报告,这些报告已经审查了项目质量的全球指标(McCartney 等人,1982年) ,并集中于语言发展(McCartney,1984年)。这份报告解决了社会结果和审查具体维度的项目质量。

五、研究假设:进入高质量托儿所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大的社会压力和适应能力。质量的影响预计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照料者与儿童互动的性质,以及促进建设性互动的结构特征,如儿童与工作人员的互动。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儿童以前的育儿经历都不会对育儿质量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六、方法

(一)儿童保育的地点:百慕大

(二)选择百慕大作为研究地点的两个原因

首先,在贝尔穆达人口最密集的省份进行的一项试点研究显示,大约85% 的百慕大儿童在两岁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某种形式的替代照料。这就减少了潜在的选择偏差。

其次,百慕大的儿童保育方案非常稳定,质量范围广泛,因此创造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儿童保育方案的机会。

当这个研究项目于1980年开始时,百慕大的9个儿童保育中心已经运作了4年多,从婴儿期到学龄前期都接收儿童。九位领导者都同意参与这项研究。这保证了儿童家庭背景和儿童保育经验的广泛差异。八个儿童保育中心是私人拥有的; 其中一个中心是政府经营的,主要服务于低收入家庭。

(三)参与研究的对象

所有在9个目标中心之一上学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3岁以上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被要求参与这项研究。共有166个家庭参加,只有15个被拒绝。这些孩子的年龄从36个月到68个月不等,其中130个是黑人,36个是白人。68% 的家庭有父亲在场,以前的母亲教育年限为5至22年。参与儿童进入托儿所的平均年龄为19个月,表明照料的连续性很高。

(四)研究项目的评估方式

   具体的评估对象

1、儿童保育的环境

三种方式:

首先,Harms 和 Clifford (1980)的早期儿童环境评定量表(ECERS)在个人护理、创造性活动、语言/推理、精细动作、社会发展、隐蔽/展示、成人设施/机会等七个维度上获得了观察性的质量评定。我们的研究使用了前六个量表去衡量儿童的环境维度。本研究所获得的评分者信度在 ECERS 的所有项目中都很高(r=82)。这六个分量表在本研究中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范围为  60 ~92) ,因此只使用总量表评分。

其次,根据《日托环境清单》 ,对每个项目主管进行了广泛的访谈,获得了具体的质量指标。访谈侧重于儿童保育设施和方案的描述方面,例如工作人员的经验和培训、工作人员与儿童的比例、游戏设备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及家长的参与。从这次采访来看,领导者的多年经验和儿童与工作人员的比例被选定作为具体的质量指标进行分析。

第三,使用观察编码系统(见 McCartney,1984)评估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语言互动的质量,每个中心随机选择8个儿童,每个中心服务于6个10分钟的片段。为本文提供了语言环境的测量指标,包括照顾者和同伴对儿童的功能性话语的数量。

2、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社会发展是评估我们的父母和照顾者评级的两个标准的措施。本研究采用《课堂行为量表》中的学龄前儿童版,以智力、体贴性、社交性、任务取向和依赖性等因素作为评价社会能力的指标。Schaefer 和 Edgerton (1978)报告内部一致性可信度从0.72到0.95,评分者间可信度从0.50到0.83。

学龄前行为问卷 ,专门设计用于筛选学龄前儿童的团体护理设置的攻击性,焦虑,和多动症,用于评估社会适应。Behar (1977)报告评分员间信任度为 93%(焦虑)、60%(多动)和94%(多动)。该量表还发现参加治疗性学前班的儿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Behar,1977)。

3、家庭背景和家庭环境

家庭背景测量来自父母访谈,包括演示图表问题(例如,家庭收入,年龄和父母的教育程度) ,以及来自父母作为教育者访谈的项目,旨在评估父母对儿童学习和发展的价值观。在家长面谈期间,还获得了儿童进入儿童保育机构的年龄和儿童保育时间。

(五)研究步骤

1980年3月至6月期间,两名研究人员在至少三天的不同时间内访问了九个中心,通过与管理领导者的面谈,收集口头环境数据,并对 ECERS 的项目质量进行评级。在最初的访问,社会措施的每个项目分配两个照顾者。说明要求照顾者对所有参与的儿童逐项打分,以减少潜在的晕轮效应。根据 Schaefer 和 Edgerton (1977)的建议,两组照顾者评分的平均值有助于最终照顾者的评分。两名研究人员还需要进行两次额外的项目访问,用来收集中心语言环境的观察数据。根据他们的观察,这两位程序员分别对程序质量进行了评价。本研究对10名百慕大大学生进行了家长访谈,获得了家庭背景、育儿经历和家长对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

七、结果

(一)描述统计的数据

鉴于获取有代表性的儿童保育项目数据的重要性,首先对儿童保育质量的主要指标变量的描述统计学进行了检查。各项质量指标的特点是差异很大。ECERS 的得分范围在66.5到191.0之间(m = 123.2) ,表明在37(低)到259(高)的可能范围内有充分的变化。同样,领导者 的经验从11.3年到24.5年不等(m = 15.7) ,员工与子女的比例从1:5.7到1:15(Af = 1:10.5)。

(二)初步的相关分析

研究对象包括家长和教师的社会发展评分,以及儿童性别与社会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了社会发展的父母和照顾者评分之间的相关程度。只有家长和教师评分与儿童智力显著相关(r = . 35,p < . 001)。家长和教师评分的独立性可能反映了对孩子的不同看法,也可能是这两类评分者的不同偏见来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使用的评分量表是专门为教师设计的。

考虑到最近有人提出,儿童的性别可能影响儿童保育的发展效果,研究了儿童的性别与每项社会发展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Gamble & Zigler,1986)。只有1/16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儿童依赖性的性别与教师评分(r =-. 20,p < . 05)。男孩被认为比女孩更依赖他人。

(三)中心选择的控制

由于父母为子女选择育儿方案,选择偏差可能与方案质量存在共性,因此在考察育儿质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必须控制中心选择。为了检验选择性问题,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的方法,确定了与儿童保育质量关系最密切的特定家庭背景指标。具体来说,从家庭访谈中获得的16项家庭人口统计学和生活环境指标,重新得到了 ECERS 的总质量得分。这种保守的方法被用来消除中心选择的最大差异归因于儿童的家庭背景的差异,然后再检查儿童保育经验和项目质量的影响,在回归分析报告如下。

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两个家庭背景指标是价值观、社会技能,这是总数的积极预测因素。

ECERS 评分,^ 2,84) = 8.85,p < . 01; 从众性是一个负向预测因子,f 2,84) = 8.61,p < . 01。与其他父母相比,那些高度重视社交技能、低度重视从众的高质量儿童保育中心的父母。在随后的等级回归分析中,这两个家庭背景变量在日托环境测量之前被输入。这证明了中心选择性的控制比之前的研究报告(见麦卡特尼等人,1982年)更加严格 ,因为经验推导,而不是估计,预测选择性被用作对照。

 

数据分析的策略

质量分析的一般战略包括在估计儿童保育质量对儿童社会发展的贡献之前对儿童年龄、家庭背景和儿童保育经验进行控制。具体来说,关于年龄、家庭背景、儿童保育经验和整体质量的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等级回归。

 


R2的变化

测量/评分对象

家庭背景:

价值观一致性;

重视社交技能

经验:

入学年龄;

照顾时间

质量:

儿童早期环境等级评分

体贴型

父母

0.019

0.004

0.088**

照顾者

0.054*

0.002

0.329***

独立型

父母

0.069*

0.008

0.000

照顾者

0.022

0.041**

0.021

社会型

父母

0.025

0.007

0.050*

照顾者

0.087**

0.001

0.390***

智慧型

父母

0.010

0.005

0.009

照顾者

0.038

0.016

0.213***

任务驱动型

父母

0.008

0.004

0.000

照顾者

0.023

0.012

0.141***

攻击型

父母

0.027

0.015

0.005

照顾者

0.002

0.022

0.018

过度活跃型

父母

0.002

0.007

0.027

照顾者

0.000

0.028

0.018

焦虑型

父母

0.008

0.011

0.001

照顾者

0.056*

0.060***

0.081**

 

该图横向的为自变量,分别为:家庭背景:价值观一致性和重视社交技能;经验:入学年龄和照顾时长;质量:儿童早期环境等级评分。纵向为因变量,分别为

其中,每个类型的儿童在父母和儿童保育中心的照顾下都能得出两个不同的影响程度。数值越大,预估影响程度越大。

  R²:多元决定系数                                      

*P<0.05 ,**P<0.01,***P<0.001

在两项家庭背景测量之前登记了入学年龄,该调查收集了156份父母评分和153份照顾者评分。

该表格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分别计算父母和照顾者的对于儿童的社会发展评分。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多元回归分析。

用回归方程定量地刻画一个应变量与多个自变量间的线性依存关系,称为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多元回归分析是多变量分析的基础,也是理解监督类分析方法的入口。

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是:虽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没有严格的、确定性的函数关系,但可以设法找出最能代表它们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形式。

二、多元回归线性分析的运用

具体地说,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主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确定几个特定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如果存在的话,找出它们之间合适的数学表达式;

2)根据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值,预测或控制另一个变量的取值,并且可以知道这种预测或控制能达到什么样的精确度;

3)进行因素分析。例如在对于共同影响一个变量的许多变量(因素)之间,找出哪些是重要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又有什么关系等等。

 

具体谈谈:整体质量的影响

儿童的儿童保育环境的整体质量对其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图1显示了决定系数在每一步回归分析中的变化。课堂行为记忆的10个因素中的6个因素和儿童行为问卷的6个分量表中的1个因素对项目质量有显著影响,图中控制了年龄,育儿经验和家庭背景的影响。

作者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父母的评分,儿童保育的质量预示着更多的体贴和更优秀的社交能力,我们可以看到评分都是比较高的。这些质量较高的儿童他们的智力评分达到了0.213,得分较高,任务导向方面评分达到了0.141,任务导向型较强,。而关于适应社会的程度,质量成为照顾者焦虑程度的重要预测指标,照顾者认为高质量项目中的孩子评分达到了0.081,更容易焦虑。

作者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去除中心质量所引起的方差之前,在测试时年龄较大的被他们的照顾者评定为依赖性评分为0.021,较少依赖,聪明型评分为0.213,更聪明,任务型评分为0.141,更注重任务。年龄较大的孩子的父母也认为他们更聪明,评分为0.005,攻击性评分为0.015,更不好斗,活跃型评分为0.007,更不活跃。

作者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父母价值观的两个衡量标准与社会结果衡量标准的关系并不大。对于父母的评分来说,价值观一致性越高,孩子的,独立型评分为0.000,依赖性就越大。相比之下,照顾者也认为那些来自价值观一致性评价较低的家庭的孩子体贴型评分为0.329,更体贴,社会型评分为0.390,更随和、焦虑型评分为0.081,更焦虑。

作者得出的第四个结论是:入学年龄和照料时间对儿童在照料方面的社会发展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差。在儿童保育花费较少时间的儿童独立型评分为0.041,被认为是更独立,焦虑型评分为0.011,不那么焦虑的,而在较早年龄进入儿童保育中心的儿童焦虑型评分为0.060,被认为是更焦虑的。

最后,作者的总结是:儿童保育环境的整体质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在16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儿童保育的总体质量预示着8项指标。家庭背景通常占较小的总方差比质量得分,和儿童保育经验显示只有两个显着的影响。对父母和照顾者评分的质量差异的比较表明,照顾者评分显示质量和社会发展之间有更强的联系。最后,使用课堂行为量表的社会能力测量工具,比儿童行为量表的社会适应测量工具对课程质量的差异更为敏感。

 

儿童保育质量特定指标的影响

研究发现,体中心质量影响儿童的社会发展,虽然在理论上很重要,但对于那些试图使特定项目特征——为儿童预测积极结果——产生影响的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几乎没有用处。因此,接下来的分析旨在回答这个问题: “质量的哪些方面影响社会发展? ”

表二

儿童社会发展的年龄、家庭背景、儿童保育经验特定质量指标上使用多元回归分析


R2的变化

测量/评分对象

领导者经验

儿童与工作

人员的比率

照顾者:

语言互动

同龄人:

语言互动

儿童体贴程度

父母

0.003

0.038*

0.047*

0.026

照顾者

0.097**

0.002

0.355***

0.008

儿童独立程度

父母

0.001

0.003

0.012

0.006

照顾者

0.263***

0.005

0.009

0.203***

儿童的社会性

父母

0.001

0.021

0.028

0.020

照顾者

0.181***

0.009

0.222***

0.125***

儿童智慧型

父母

0.023

0.002

0.016

0.004

照顾者

0.011

0.016

0.234***

0.000

儿童的任务

驱动型

父母

0.008

0.001

0.001

0.006

照顾者

0.001

0.001

0.279***

0.041*

儿童攻击性

父母

0.009

0.002

0.005

0.003

照顾者

0.037*

0.018

0.000

0.051*

儿童过度

活跃型

父母

0.000

0.008

0.021

0.000

照顾者

0.041*

0.004

0.005

0.021

儿童

焦虑程度

父母

0.005

0.003

0.029

0.013

照顾者

0.056**

0.130***

0.002

0.143***

 

注意四个质量变量中的每一个最后进入分离的层次多元回归方程。首先输入以下变量: 测试年龄、价值观一致性和价值观社交能力参加年龄和团体护理时间。*p < 0.05*p < 0.01***p <0.001

该表中的符号“*”表示该数据的显著性,“*”号越多越显著。

这些分析聚焦在四个变量上:领导者经验、儿童与工作人员的比率照顾者的言语互动、与同伴的言语互动。它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们在以前的儿童保育研究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9个参与研究的儿童保育中心中表现出差异。

在社会能力的10个测量指标中,领导者经验和照顾者与儿童之间的语言互动是儿童保育中儿童社会发展最具有一致性的指标(我们可以根据表中“领导者的经验”与“照顾者与儿童之间的语言互动”数据中的“*”最多得出)。在评估照顾者的体贴程度、可依赖性和社会性时,领导者经验是一个负向指标或者说,照顾者与儿童之间的语言互动在儿童保育中是一个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指标

在儿童保育中心中,成人与儿童之间语言互动频率较高的父母和照顾者都认为孩子更体贴,照顾者也认为他们更善于交际,更聪明,更具有任务导向性(根据表格中“照顾者:语言互动”一列的数据中,“社会性”“智慧型”“任务驱动型”这三项的“*”最多得出)

儿童与员工比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在父母对子女的体谅程度的评分中,其方差增加了3.8% 。也就是说,儿童与员工的比率越高,儿童就越体贴(意思是员工的人数增多,一个员工需要照顾的儿童则减少,员工则更有精力照顾好儿童,儿童会更加体贴)。同龄人之间的语言互动表现出一种混合的影响模式,正如照顾者评分所显示的那样,与的依赖性和较低的任务取向应的,社交能力(意思是儿童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越多,儿童的社会性越强)

在攻击性、多动性和焦虑程度的测量中,领导者经验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尽管在这里它呈现出一个更加一致的积极图景。在那些拥有更多儿童照顾经验的成年人指导的儿童保育中心里,照顾者认为这些孩子不那么好斗、多动和焦虑(根据表格中领导者经验”一列中“攻击性”“过度活跃”“焦虑”的数据显著程度相对较低得出)。这些结果没有得到家长的证实。

儿童与员工比率只有一个显著的结果。在关于儿童焦虑程度的员工评分中,额外13%的变动是由于儿童与员工的比率。因此,在项目中儿童被照顾者评为焦虑程度较高的比率高(根据表格中“焦虑”那一行中“照顾者”的“*”较多得出,而“父母”较少)。父母的焦虑程度并没有证实这个令人费解的结果。最后一个预测指标——与同龄人的言语交流——成为了质量的负面指标。在儿童之间的语言互动水平较高的项目中,儿童的照顾者认为他们更具攻击性,也更焦虑(根据表格中“同龄人:言语互动”一列中“攻击性”“焦虑”标有符号“*”得出)

为了总结特定的中心质量指标的结果,儿童似乎在儿童保育中心表现更好,体现照顾者儿童大量的口头互动,因此,相对于在同龄人之间的口头互动较少。领导者经验也成为儿童在儿童保育方面社会发展的重要预测因素,尽管其影响的方向并不一致。社交能力似乎在经验更丰富的领导者主持的项目中受到了影响,这从照顾者对其内向性和社交能力的评价就可以看出。然而,对攻击性、过度活跃和焦虑的评分表明,那些在项目中被有更多经验的成年人照顾的孩子调整得更好。儿童与员工的比率,就像整体质量一样,显示出一种令人费解的与焦虑的联系。然而,比率也显示了父母的照顾评级是一个积极但适度的关系。一般来说,对于项目质量的特定指标的变化社会发展的照顾者评分比父母评分更敏感。

 

讨论

1.研究得出的发现:儿童保育环境的整体质量影响着儿童社会能力和适应的许多方面。质量的影响在分析中被发现,不同于其他儿童照料质量的研究,包括对儿童的年龄、家庭背景和家庭经历的影响的控制。

2.研究结果与先前的报告一致:在这项研究中,儿童保育质量被发现对儿童的认知和语言发展有重大影响(McCartney,1984年) ,通过比较百慕大高质量的政府管理的儿童保育项目与质量较差的私立中心(McCartney,Scarr,Phillips,& Grajek,1985年) ,以及其他调查人员的报告(Howes & Rubenstein,1985年; Roupp 等人,1979年; Vandell & Powers,1983年) ,为儿童保育质量变化影响儿童发展的说法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研究的严谨、准确:这些结果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儿童保育中心进行研究而得出的,而不是通过高质量的儿童保育中心或昂贵的早期干预方案,因为这些方案未能反映大多数家庭可以选择的真正的儿童保育方式。

3.研究的缺点——问卷结果不同:完全使用了社会发展问卷测量法,而且与照料者和父母所得出的结果显著不同。此外,在综合质量与比率之间发现的异常关联也令人费解,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焦虑分值范围(1.00ー2.67)在学龄前行为问卷的正常范围内,标准化样本平均值为1.96(SD = 2.34) ,对照样本平均值为6.73(Behar,1977)。

4.理论层面的证据:在环境对发展的影响上,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在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心选择的经验来源的控制混淆。虽然完全有可能由于中心选择而产生的一些剩余的差异没有被消除,但是研究结果支持了大多数干预项目所总结的乐观立场,即非家庭早期儿童环境可以促进积极的发展。特别有意义的是,新的证据表明,如果儿童保育质量足够,那么不是早期干预的儿童保育仍然可以起到这种作用(Scarr & Weinberg,1986)。

5.质量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与成人的语言刺激:关于“质量的哪些方面影响社会发展? ”儿童似乎从成年看护人和儿童经常交谈的语言刺激环境中获益。麦卡特尼(1984)在儿童认知和语言能力发展方面也报道了类似的发现。相比之下,与同龄人的口头交流,可能是因为它取代了更重要的照顾者的谈话,似乎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同样,这种模式与之前百慕大研究报告中发现的儿童语言发展模式相吻合(McCart-ney,1984)。

6.领导者的工作经验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结果模式:社会能力较低,但较有经验的领导者管理的项目有较好的社会适应性。也许领导者经验在预防儿童保育中的不适应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在提高社会能力方面并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或建构作用。在国家日托研究(Roupp 等人,1979年)中,照顾者ーー不是指导者ーー具有更多年的经验被发现从事较少的社会互动和认知刺激与婴儿和学步的幼儿。另一方面,豪斯(1983年)发现有经验的看护者对孩子的注意力要求反应更积极。

显然,“经验”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需要更敏感的措施,能够解释有益的经验特征,并检查它们与综合护理的关系。

7.最后一个指标的挑战:儿童与工作人员的比例,预测了父母对于照顾者的体贴程度和照顾者对于焦虑程度的评价。比率经常出现在儿童保育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积极指标的质量(豪斯,1983年; 豪斯和鲁宾斯坦,1985年; 鲁普等人,1979年)。相比之下,目前的研究结果相对温和。比率和焦虑之间的联系——就像整体质量和焦虑之间的联系——挑战了人们对儿童保育质量的正确看法,也挑战了大多数研究证据的主旨。

8.研究的结果有启示作用:这些研究结果对社会政策和未来儿童保育研究都有启示作用。这项研究也为旨在审查环境对发展的影响的一般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型。

9.社会政策的利弊:这项研究为高质量儿童保育投资的重要性增加了进一步的文献记录。不幸的是,项目质量的问题通常被对儿童保育的纯粹可用性和成本的关注所掩盖(Phillips,1984)。质量完全由州一级的法规监测,这些法规规定了儿童健康和安全可能受到危害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旨在促进积极发展的最高限度(Gamble & Zigler,1986; Phillips & Zigler,出版)。这里报道的研究证据表明,如果儿童要在儿童保育中茁壮成长,不仅必须有更高的质量标准,而且儿童保育的具体特征可以被识别出来。

10.研究“质量的变化”的重要性:这项研究的意义要求人们注意,在进行育儿研究时,必须考虑到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是回到以前的研究模式,将育儿研究视为一种统一的干预措施。正如家庭护理的质量不同,日托的质量也不同。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是提高对儿童保育质量对儿童发展影响的过程的理解。现有证据表明,诸如工作人员与子女比率、工作人员培训和经验等有形的方案特点通过促进工作人员与子女之间的积极互动而发挥其影响。

11.新兴的研究范式:即在研究环境(包括儿童保育)对儿童发展的预测时,试图控制家庭背景变量。质量上的差异必须与家庭因素一起审查,以便准确描述儿童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情况。由于许多家庭对儿童保育的广泛依赖,导致保育质量和保育时间之间相互影响的暴露效应也值得研究。儿童保育的纵向研究,不同于早期干预方案,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记录儿童保育的长期后果的政治和理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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